格的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真正贯彻落实，本刊拟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为突破口，邀请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四位知名专家，分别从中国近代社会史、中国近代政治史、中国近代思想史和中国近代文化史等具体学科入手，通过分析各具体学科研究现状、总结各具体学科发展经验，发现并正视存在的问题，提出可行的研究新思路，促进研究范式的更新，切实推进构建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历史学也是当代中国辉煌成就的内容之一。如何“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就成为当代中国史学的重大使命。“要认真审视我国史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坚持体现继承性和民族性、体现原创性和时代性、体现系统性和专业性，大力推进我国史学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创新。这是历史研究者的时代责任。”毋庸讳言，在近代以来“新史学”建构发展的进程中，“解释中国历史的许多基本观念和分析框架都直接来自近代西方，不少又是经过日本阐发再转进中国的”。中国史学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大体上从属于欧美近数十年来所流行的现代及后现代话语体系”。显然，“在一个宏大的视野中对中国全部历史重新加以认识”，“构建能够准确说明历史本来面貌的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本质上体现着中国历史学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基于此，史学界围绕“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建设”进行了专题研讨，从不同学术角度和学科立场阐述了这一命题的急迫性和前瞻性意义；也就“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思想和理论上探索自身的话语体系”的论题作了专门研究。那么，落实到具体的学科领域，如社会史（尤其立足于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层面，“三大体系”的构建应当如何展开，确是需要进一步深入讨论的问题。愚以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既是面向未来发展的战略性问题，也是基于历史发展而形成的时代性问题，故此非“贯通”不足以构建；应该分别从纵通、横通和会通三个维度入手，在贯通中实现社会史“三大体系”的建构。“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新见解需要创造出新术语来表达。一门科学要实现学术理论的革命，必然有术语的革命相伴随。成体系的学科理论构成学术体系，成体系的概念构成话语体系。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就是要构建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相统一的学科。然学科之统系，必根基于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而且这是一个累积递进的长程性发展。作为一种主要学术研究和学科取向，以及由以生成的话语模式，社会史并非兴起于“新时期”（20世纪80年代），而是伴随着近代“新史学”取代旧史学的“史学革命”而形成。“近世以来，以东西学术之互为激荡，史学界呈一新波澜，进入于新境地之中”，“使吾国旧日史学观点，发生改变，放弃皇家谱录之记注，而为人类社会活动之描绘；废去个人英雄中心之史论，而从事于群众心理及动态之记述”，新史学得以勃然兴立。这导致史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发生了时代性变革。“按经史子集四库分类的，以儒家意识形态为文化知识的砥柱，以史学为贯串历史经验的殷鉴”的旧学体系，转向讲究系统分科的哲学、经济学、法学、文学与史学等的现代学科体系，从而“影响了中国近代学术体系的发展”。在清末民初“新史学”演进进程中，应该说已经逐步形成并积累了可以凸显自身特质的学科、学术和话语统系。一方面，研究内容重心的转移必然导致学术体系的重新建构。“用‘社会’取代‘国家’或‘群体’作为主题词”成为史学新朝向；在新通史知识体系建构中，以社会史为主体内容，即：“必要以研究社会为枢纽，以考察社会变迁为主线。”另一方面，新史学的学术话语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动，系统性地刷新了旧史学既有的话语体系。借助于“进化史观”话语体系，梁启超“提出了有关的新概念、新范畴，如广义之史、狭义之史、局部之史、全体之史、公理公例等，并对古代史学提出了批判性的总体认识”，并由此建构了新史学发展早期的主体话语。基于史观或史学理论的话语，在新史学的百年进程中不时变易，交错兴替，且相互碰撞和互融：或以神权史观、借鉴史观、科学史观来统观“吾国史学观念发展之大势”；或以进化史观、物质史观、唯物史观统括为当代史观“最有势力之三种”等，作为史学研究的学理性工具和话语体系，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进。
在清末民初现代学术发展的态势中，社会史或为其研究内容，或为其史观方法，某种意义上奠基了中国史学的基本取向。顾颉刚在总结史学成就时认为，社会史研究不仅是在新史料、新方向与新观点基础上形成的新史学内容之一，而且其学术脉线贯串于前期与后期史学发展进程之中。与顾颉刚立场基本一致，金毓黼认为近代史学趋势中一个重要趋向就是社会史，“盖新史之对象，为社会之全部，而非为特殊阶级之局部，能就社会史料而加以研究整理，则通史之骨干立矣”。
毫无疑问，社会史历经百年演进，在不同历史阶段自有不同的问题聚焦，其学术探究重点也各有不同；并且在取代旧史学的进程中，其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在不断建构和嬗替中已然自成统系。百年历史进程中，它的学术研究、话语创获和学科构建方面值得总结、汲取和淬炼的资源，是我们走向未来的基石。“真有得于史学者，则未有不能融贯空间相，通彻时间相而综合一视之者。”故而，新时代社会史“三大体系”的建构，理当在纵向贯通中汲取精要，创新学术，把握其时代需求和学术态势，引领学科未来走向。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涵盖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党建等各领域。”这表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由多门学科构成的具有系统性、专业性的学科体系。而各学科之内又由次一级的学科群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体系。“真实的时间和空间相合而构成‘事’（Event）……事之中以人事最为复杂，最为灵动，最有趣味，而且关系人类的生活也最大，所以研究人事历史的需要也最切”；“史书，不过是这种人事历史研究过后，史学家认为值得记载的记载。”不过，在现代中国学术或学科形成演进的进程中，在新旧史学“革命性”变动过程中，文化史或社会史的学科方位和相互关系既变动不居，又相互交错互融，呈现出复杂纷繁的景况。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语境中，社会史与文化史分别被认定为“新史学”（新通史）。前者如吕思勉《白话本国史》，旨在“把通史引向社会史方向”，认为“历史者，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也”；后者如钱穆，力主“以‘文化’为本位重新审视和研究中国历史”，明确指出“其实文化史必然是一部通史，而一部通史，则最好应以文化为其主要之内容”。而在另一方面，更多学者视其为“新史学”中的专门史。“自全部史实中，抽出其一部，而为比较详尽之记述，其于时间之递嬗，空间之联系，亦以范围收缩之故，而易于寻求者，是之谓专史。”在新史学演进脉络中，社会史与宗教史、法制史诸专门史一般，实为“自普遍之通史，纵分而为数部者也”。直至20世纪30年代，在史学专业的细化与深入过程中，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生活史的学术分类初显样貌。从这个层面上看，社会史就是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学科统系中一个令人瞩目的次级学科。实际上，在钱穆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也是以通史、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历史地理、文化史排序的。虽然他刻意强调了广义的文化史包括“研究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地理各方面”，但狭义上仍然立足于专门史来结构其内容，并突出了“社会下层史料”的搜取和研读。问题在于，无论作为新通史的主体内容，还是作为专史之一部类，社会史与文化史的学术研究和话语内容，都存在着既相互独立又互相交错的复杂关联。相对而言，民国时期“文化史观颇受青睐，通史讲授多侧重于文化史”。但是，以社会史观为旨趣的《吕著中国通史》却“朝着考察社会结构（静）与社会变迁（动）是否合乎人类发展需要的方向，对中国历史作新的通释”。显然，社会史与文化史乃至于经济史或革命史，在分科或分类的学术演进中，其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既相互独立又互为关联；由此形成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及其历史积累的资源，都需要系统梳理、统观整合，并在横向贯通中分定其学术重心和学科方位。此外，还有近代社会史与革命史之间的贯通问题。我们知道，“社会史是在批判‘革命史’理论模式前提下催生的，其认知前提在于建构‘有血有肉’的历史，以此超越‘革命史’内容过于干瘪的‘全面’的历史；其理论预设是对‘革命史’理论模式的一定意义上的否定；然而，作为研究起点却又坚守‘革命史’的历史分期。这种在理论模式（即社会学）与历史分期（即革命史）上的随意选择，并毫无解说地将两种不同的理论组合在‘近代社会史’体系中，岂非理论元点上的矛盾？”显然，社会史与革命史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之间的区分、异同和纠结，尤需做贯通性考察辨识。对此笔者曾专文讨论，在此不予赘述。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作为构成一个学科的两个方面，其统一是包含着内在差别的对立面的统一。这种差别性使学术体系建设和话语体系建设成为学科体系建设中既不可分割又相对独立、不能相互替代的两方面的工作，使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包括了构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任务。没有横向专史之间的贯通，各执一面，断难成为体系，所谓：“人见庐山图，皆知其只一面，而全山不见也。然习见此图，目中虽为一面，而心中遂以为足以尽庐山，故见其左右及后面之图，则骇然以为别山而非庐。”
社会史，无论是作为整体意义上的通史主体内容，还是作为通史之一部的专史，都必须在与文化史、政治史（或革命史）以及经济史的横向贯通中加以比较分辨，厘定其学科方位，落定其体系构建。
“囊括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前沿学科、交叉学科、冷门学科等诸多学科”的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由多门学科构成的具有系统性、专业性的学科体系。各个学科以其研究对象所具有的矛盾的特殊性而同其他学科区分开来，成为具有独立性的学科，同时又因其对象在特殊性中包含着普遍性而相互连接起来，构成一个包括多个子学科的更高层级的学科或学科群。从纵向看，有不同类别的学科；从横向看，一个学科又由多个子学科构成，逐级形成具有多层次的学科体系。因此，社会史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构，必然与整体社会科学的发展演进密切相关。这体现着学科内在结构的系统性、专业性和互融性，以及学理逻辑上的一体性。话语体系涉及观点、学说、理论等方面，需从学术史和史学史角度对已有的体系进行梳理、评价和甄别。我们知道，哪怕是同一个词语，在不同语境和不同学科层面上也有着不同的意涵；在不同历史情境下，也有着不同的指向和语义。如“社会”一词，汪康年曾以天下释其义:
“无法律不过亡国，无礼教必至亡天下”二语，以为不可解……盖天下二字，应作为社会解，刘君之意，不过谓国家赖法律统摄，故无法律，则国亡；社会为礼教所维持，故无法律，则社会亡……苟国亡，则社会之不亡，亦仅矣。若欲恃社会之不亡以复国，抑亦甚难矣。
而在清末西方学术译介传播中，人们通常又以“群学”来指称社会学，直至“五四”之际，易白沙仍在《中国古代社会钩沉》中“溯原古社之情状，以发古代社会之秘”，认为：“古人谓其群曰社，如谢灵运之莲社，明人之复社是也。今称其群曰社会，社会，此沿于古语而不自知耳……盖社者，吾国人类结合之以脱也。”但在傅斯年的话语中，“社会”一词是另一番意思：中国一般的社会，有社会实质的绝少；大多数的社会，不过是群众罢了……中国人所凭托的社会，只是群众，只是有名无实……总而言之，中国人有群众无社会，并且欢喜群众的生活，不欢喜社会的生活，觉得群众的生活舒服，社会的生活不舒服。显然，“社会”的概念在社会科学不同分支学科，如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的话语中有着不同的指称和内容表述；甚至在同一学科（如历史学）中，在不同历史时期或时段也有着不同的含义。
由此延伸的“社会史”概念亦复如此。除上文所列将社会史分为通史和专门史之不同的史识或话语外，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论战”的同一场域中，人们所持“社会史”话语的内涵也各不相同：或指称为“社会构造的历史，即将社会视为系统，探讨内部诸要素如政治、经济、教育与各阶层的关系；或认同为社会形态史，基于生产方式的结构论证社会形态发展的规律；或者落实在社会生活和社会经济层面，如《食货》杂志所标举“社会史专刊”旗号；等等。
在此之后的王亚南则将“社会史”置于更宏阔的视野中。他说：“到了20世纪，社会科学的研究，已发展到社会史学的研究。”“由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内部运动法则的发现，到各历史时期相连续的运动法则的发现，这种研究成果，本来不容易由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的发展情形得到确证”，而在当今时代，由于世界交通的发达与文化的交流，“很便利的约缩为一个大社会，而这个大社会还由一切历史时期的社会形态的相并存在，以及相续的必然趋势的存在，给那些广义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等的现实妥当性，提供了洞若观火的佐证”。
此外，还有相当多的学术话语如“阶级”“封建”等话语，它们既是整个社会科学体系中的概念和范畴，也是社会史学科体系中核心的学术范畴。问题在于“当今研究人事现象的人，常有一种危险，就是只顾求一部分专门的知识，而忽略了全盘的理解。这也是现代专家常有的流弊”。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是一个整体的学理性、逻辑性和科学性的系统性工程，而社会史学科“社会”的中心概念又与整个“社会科学”的主体词语相重合，其间的内在相关性、相融性及其区分定位，实是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建设中的关键所在。
“社会科学的任一门科学的研究对象，都带有变动不居的历史的特征”，“一切社会科学皆是历史科学”。因此，社会史学科的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理应置于整个社会科学体系及其发展脉络中，在会通中界定其异与同，在同中显其异、异中见其同的学理逻辑体系中，才能真正完成其建构。显然，如何在历史演进的脉络中把握学术话语的形成和蜕变，并将其凝练在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中，是极其繁重和复杂的任务。“历史和社会科学，均须分工合作去研究。集合各方面可靠的图样，才能构成一个建筑的全景。”
当前，史学界普遍认识到重建中国特色史学话语体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大有时不我待之感。史学工作者需要在坚持中国史学本位的前提下，处理好“今语”与“昔言”、本土与域外的关系；既要有哲学社会科学的系统性关照，也要有社会史学科本位性研判，务求在社会科学的会通中实现其体系建构的重任。
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至1912年清朝覆灭的七十余年晚清历史，既是断代史清史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代史学科的一个重要的基本组成部分。由于学科的特殊性，在过去的百余年里，学界的晚清史研究形成诸多历史叙事体系、研究范式或学派。在清史学科，既有以《清史稿》为代表的逊清派或者说清朝遗老派，也有以萧一山《清代通史》为代表的民族革命派；既有以孟森《清史讲义》为代表的学术派，也有以美国学界为代表的“新清史”学派。而在中国近代史学科，更是形成革命史、现代化史、“冲击与回应”“中国中心论”、跨国史、全球史、后现代主义史学等诸多研究范式和历史叙事体系。这些研究范式、学派和叙事体系都有其一定的合理之处，但也各有其问题。清史学科中的逊清派、民族革命派、“新清史”学派都有强烈的政治或意识形态偏见，从而影响其学术的客观性；以孟森为代表的学术派走向另一极端，忽视历史研究的立场和指导思想问题，亦非现实。中国近代史学科中的现代化史、跨国史、全球史研究范式，更加侧重于或适用于经济史领域；“冲击与回应”范式偏重于中西思想文化的冲突和调适；“中国中心论”偏重于社会史和地方史研究、偏重于讲述中国内部故事；后现代主义史学偏重微观研究，它们都不十分适用于构建晚清政治史学科体系。就晚清政治史学科来说，个人以为革命史叙事体系、民族主义叙事体系大体比较适用，且在学界也最有影响力、最为经典。本文在笔者以前思考的基础上，就晚清革命史和民族主义两个叙事体系再略抒己见。不当之处，尚祈学界批评指正。革命史，是晚清史学科和中国近代史学科最为经典的历史叙事体系，也是最有争议的历史叙事体系。将一部晚清史或中国近代史简化为一部革命史固然有其缺陷，遮蔽了革命史之外的许多历史，但就晚清政治史学科来说，革命史叙事体系是不可或缺和替代的。推翻清朝封建统治、改变旧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革命，是晚清政治史的一个重要主题，这是一个基本历史事实。对于晚清政治史学科来说，不存在要不要运用革命史叙事体系的问题，而是如何正确看待和完善的问题。革命是阶级斗争的一个突出表现，因此，革命史叙事体系必须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方法，但如何运用，则是有待做进一步商榷的。在这个问题上，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改革开放政策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革命史叙事体系摈弃了过去那种简单的阶级分析方法，明确表示“不应当把任何社会现象都用，或者只是用阶级根源来解释，不应当把任何社会矛盾都说成是敌对阶级之间，或这个阶级和那个阶级之间的矛盾。把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简单化、公式化是我们所不取的”。但实际情况是，晚清革命史叙事体系并未能完全克服或摆脱简单化和公式化倾向。一个明显事实是，因为站在被统治阶级的正确政治立场上，革命史叙事体系几乎不加甄别地将晚清被统治阶级和下层民众与清朝政府的所有冲突都纳入革命或起义序列并加以肯定。而事实上，并非所有晚清下层民众的起事或“造反”都具有革命性和历史进步性，都具有反封建性质。晚清社会发生的那些因盗匪、游民、帮会的敲诈扰民、抢劫掠夺、械斗火并以及一些民族分离主义者的分裂行为所引发的与清朝政府的对抗，就不具有什么反封建性质，就没有什么革命性和历史进步性可言；相反，具有破坏性。对此，毛泽东早在1925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告诫指出，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存在的数量不少的游民无产者以及诸如“三合会”“哥老会”“大刀会”“在理会”“青帮”等秘密会社，如果没有先进阶级的引导，就不可能“变成一种革命力量”，而只有“破坏性”；“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对近代中国社会中游民无产者的破坏性和危害性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指出：“中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造成了中国农村中和城市中的广大的失业人群。在这个人群中，有许多人被迫到没有任何谋生的正当途径，不得不找寻不正当的职业过活，这就是土匪、流氓、乞丐、娼妓和许多迷信职业家的来源。这个阶层是动摇的阶层；其中一部分容易被反动势力所收买，其另一部分则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他们缺乏建设性，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在参加革命以后，就又成为革命队伍中流寇主义和无政府思想的来源。因此，应该善于改造他们，注意防止他们的破坏性。”那种不加甄别的简单化革命叙事体系，实际上还是“把任何社会矛盾都说成是敌对阶级之间，或这个阶级和那个阶级之间的矛盾”，还是把任何社会现象“只是用阶级根源来解释”，并且形成这样一种思维定势：在所有下层民众或社会与清朝政府的矛盾和冲突中，前者都是进步的，后者都是反动的；只强调“造反有理”，而忽视了其必须要以先进阶级和政党领导为前提。这种思维定势，不但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且造成历史观的极大混乱，给各种历史虚无主义提供可乘之机，这是亟需加以纠正的。在晚清革命史叙事体系中，对因各种社会矛盾所引发的下层民众的偶发起事以及一些民族分离主义者分裂国家的行为与太平天国这样有纲领、有组织的农民革命，必须加以区隔，绝非所有被统治阶级和下层民众的“造反”和起事都有理，都具有反封建性质，都具有进步性。并且，即使对太平天国这样有纲领、有组织的农民起义，一方面要充分肯定其打击和动摇了清朝封建统治，具有极大的革命性和历史进步性；另一方面也要客观地看到或承认其历史局限性，以及这场战争对当时中国人口和社会经济产生的影响。洪秀全和他的战友们组织和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虽然怀抱农民革命理想，制订《天朝田亩制度》，提出要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但作为旧式农民阶级，最终他们无法也不可能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和国家政权，他们建立的“天国”实际上仍然是封建王朝旧制，最后腐化堕落，内讧残杀，或沦为流寇主义，使他们的革命事业化为灰烬。当然，因为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完全否定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历史进步意义，将太平天国说成“邪教”、说成“神权政治”，说成是“中华民族一次历史性大灾难”，站在清朝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对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曾国藩大加歌颂，这是完全错误的，必须加以批判。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太平天国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场大规模农民革命，其特殊意义在于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有了一些完全不同的新的历史背景和内涵。其发生除了清道光朝吏治的腐败、政府的失能、土地的集中、阶级矛盾的激化，以及自然灾害的雪上加霜等国内因素之外，同时也深受国外因素的影响。道光朝阶级矛盾的激化和社会的不稳定，就与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疯狂的鸦片走私造成的银贵钱贱现象、鸦片战争的战费和战争赔款，以及清朝政府在战争及战后遣散十余万募勇等因素有着直接关系。同时，太平天国革命不但浸透着中国农民的革命理想，而且也受了西方基督教思想（集中体现在洪秀全的拜上帝思想上）及资本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洪仁玕的《资政新编》中）的影响。最后，这场革命的失败，既是被满汉封建统治者联合剿杀，也是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所绞杀。因此，这场农民革命已从属于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范畴。只有从这一历史高度，才能更好地把握和认识太平天国的伟大意义。在晚清革命史叙事体系中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和评价晚清革命与改良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的思想认识已有了巨大改进，基本上摆脱了简单化的阶级分析方法，明确表示：“对于革命和改良，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而作抽象的价值评估”，“在和旧势力斗争中，改良主义是有积极的进步意义，而且在客观上有为革命作前驱的作用”。这突出体现在学界对晚清洋务运动及辛亥革命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的认识和评价上。由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清朝统治阶级进行的洋务运动，在晚清革命史叙事体系里曾长期作为地主阶级的反动卖国运动遭受批判，被否定或忽视；而2021年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在论及晚清历史时，将洋务运动作为救亡运动或救国方案之一，与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列在同一序列，加以肯定。《决议》写道：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接连而起，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告终。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对于辛亥时期康梁为代表的立宪派，虽然仍有学者坚持认为是一股“保清力量”，同革命派是“根本对立的”，是清政府的“同盟军”，但大多数学者不再站在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立场上否定立宪派的改良道路，比较一致地认为两派的矛盾和分歧只是资产阶级内部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争论，并不代表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反动之争，客观上两者是相互促进的，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是两派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肯定改良或改革在晚清历史上进步意义的同时，一些学者受西方现代化史观影响，走向另一极端，完全否定或贬低革命，认为革命“酝酿了中国现代史上的许多悲剧”，认为辛亥革命中断了清末新政现代化的进程，导致了民初军阀的混乱和历史的倒退，明确表示“要改良不要革命”，这也是完全错误的，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一个明显的历史事实是，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的梁启超并不认为改良是一个比革命更为正确的选择，他在1919年的《欧游心影录节录》中说到晚清以来的历史时写道：“从前有两派爱国之士，各走了一条错路，甲派（即梁本人代表的改革派——引者注）想靠国中固有的势力，在较有秩序的现状之下，渐行改革，谁想这主意完全错了，结局不过被人利用。”并且，梁启超也不认为民初出现的社会混乱是由辛亥革命造成的，以及这种混乱意味着出现了历史倒退。他指出：“若因为现在人心堕落，丑类横行，便发生根本悲观，这也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当过渡混杂时代，罪恶总浮到面上来，各国都是如此，何独我国，一定说现在人心比从前堕落，这句话我却不能承认。从前罪恶何尝没有，或者因观念不同，不认他是罪恶，或者因社会舆论，不管闲事，不发觉他的罪恶。”同时，梁对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也做了充分肯定，认为辛亥革命打倒中国皇帝，建立共和国家，传播了民主思想，“从历史上看来，是有空前绝大的意义，和那红脸打倒黑脸的把戏，性质完全不同”。并且，辛亥革命后十年间中国经济和社会所取得的进步亦是巨大的，甚至“比理想跑得快”。显然，那些否定和贬低辛亥革命的观点，不是基于对历史进行实事求是的考察和分析，而是基于个人的主观想象和逻辑推理，因此也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完全是站不住脚的，必须予以摒弃。当然，在肯定辛亥革命伟大意义的同时，也不应讳言或忽视其历史局限性。辛亥革命作为一场完整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推翻两千余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在亚洲创立第一个共和国家，由此打开了近代中国历史进步的闸门，这是其进步的一面。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晚清的资产阶级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系传统绅商和封建地主转化而来；另一部分为当时一批新式知识分子。他们在经济、政治和思想上都有软弱性的一面，都没有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勇气。他们虽然从事革命活动，在会党和新军中做了一些组织和动员工作，但始终没有也不敢发动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农民加入革命队伍，甚至在革命遭遇困难时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股反动势力相妥协，以至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最终被袁世凯北洋集团的旧势力所窃取。同时，作为由传统绅商和封建地主转化而来的及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他们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始终不能建立一个坚强统一的政党，领导革命走向胜利。他们一方面始终存在地域或派系畛域，一方面又表现出小资产阶级性格特征，还有的只是怀着传统的“排满”种族思想，这种思想和组织上的不统一，在辛亥时期同盟会内部的分裂及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党人内部出现的“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言论和后来国民党一步步退化和失败的历史中，表现得一目了然。只有对辛亥革命党人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局限性怀有清醒认识，才能对近代中国何以没有走上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而是径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这一独特的中国式道路，有一个深切的理解，避免产生各种否定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最后，在革命史叙事体系与其他历史叙事体系和研究范式的关系问题上，它们之间应是互相补充、不相排斥的。就革命与现代化两个研究范式来说，现在已有愈来愈多的学者意识到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革命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路径、一个前提。只有通过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中国的现代化才有实现之可能。而只有推进现代化，才能为中国革命提供牢固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同样，鉴于晚清革命不同于以往中国历史上的革命，它既由中国内部因素促成，同时也深受国际列强的影响，因此，也就同时需要突出西方影响的“冲击与回应”范式和强调中国取向的“中国中心论”研究范式；而将晚清革命置于全球史和跨国史研究范式之下，自然有助于晚清革命的影响、地位和特性得到更好的彰显。同样，晚清改革既涉及社会革命，同时也涉及国家政权鼎革，因此就自然需要“国家—社会”研究视角。而后现代主义史学提倡微观史学，主张加强对非主流社会群体和一些地方性历史的考察和研究，强调历史的多样性、随机性和独特性，这对细化革命史研究显然亦不无裨益。总之，鉴于晚清革命史的复杂性、多歧性和广泛的影响，只有采取一种包容、兼收并蓄的多元视野，才能推进革命史叙事体系不断走向深入。晚清历史与既往中国历史的另一大区别是，由于欧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中国逐步沦为一个半殖民半封建国家，“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因此，以反帝和谋求国家独立与发展为核心内容的民族主义，就成了晚清历史的另一重要主题。民族主义与革命主题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是晚清中国历史的一体两面：革命主题目标向内，民族主义主题目标向外。就晚清民族主义历史叙事体系来说，首先遇到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如何正确看待和评价欧美日等西方列强的入侵。受西方殖民主义思想和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影响，一些中外学者将晚清以来列强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说成是中西文化的冲突、两种外交体制的冲突、文明与野蛮的冲突，认为列强的入侵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这是完全错误的、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其实质是将殖民地化等同于中国的现代化。以晚清第一场中外战争——鸦片战争来说，中英在贸易体制、中西法律制度和外交体制等方面确乎存在矛盾和冲突，但所有这些矛盾和冲突都不能成为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理由。贸易体制、法律制度、外交体制都属国家内政，一国有一国的制度，并且具有历时性，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制度。以贸易体制来说，鸦片战争前夕清朝实行广州一口通商制度虽然存在各种弊端，不符合自由贸易精神，但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和需要，采取何种贸易体制和政策，这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正常职能，在15—18世纪的重商主义时代，许多欧洲国家都曾实行过比广州一口通商制度更具垄断性的贸易制度。英国在对华贸易上也是迟至1834年才停止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并且，广州一口通商制度也非一些外人指责的那样，是一种闭关政策，妨碍了中外贸易的发展。相反，事实是自实行广州一口通商制度以来中西贸易一直是不断增长的。据相关学者统计，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至道光十七年（1837年）的80年间，粤海关的贸易总值为422716.9万两，平均每年约5284万两，是广州一口通商之前整个中西贸易的3.6倍。对于广州一口通商制度为中西贸易发展提供的便利，即使当时的一些英国商人也不否认，英国下议院东方贸易情况调查小组在1830年的调查报告中就指出：“绝大多数在广州住过的作证人都一致声称：广州的生意几乎比世界一切其他地方都更方便更好做，据说这些便利，绝大部分是因为每一只商船的生意通统都归同一个人，即行商经理的原故。”英国发动侵华战争的真实原因是，由于中国高度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英国自17世纪开展对华贸易以来长期处于不利的入超地位。据统计，在1700—1823年间，为填补中英贸易之间的逆差，英国东印度公司输入广州的白银为53875032两。这是英国资产阶级和英国政府不愿看到和接受的局面，于是他们不顾人类道义，通过可耻的鸦片贸易活动来改变中英贸易的不利局面，解决中英贸易之间的这一结构性矛盾，获取巨大经济利益，同时强迫清政府接受于他们有利的贸易和法律及外交体制，并为此诉诸战争。换言之，英国发动侵华战争的目的，就是要将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将中国变成他们的附属国，掠夺中国的财富，并觊觎中国领土。以后列强发动的侵华战争，莫不如此，它们都记录在每次侵华战争之后中外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之中。将列强发动的侵略战争说成是文化的冲突、文明的冲突、外交体制的冲突，完全是混淆视听，必须在民族主义叙事体系中予以正本清源。至于列强入侵对晚清中国社会的影响，固然加速了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并带来近代西方先进物质文明和思想，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历史发展不自觉工具的作用。但列强进入中国绝非为了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帮助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里暂且不说列强发动的军事侵略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带来的严重伤害，对中国领土和主权的破坏，以及一系列战争赔款对中国人民的勒索，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在华贸易和投资活动，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也是负面的，并没有帮助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相反，受不平等条约和本国封建主义的束缚，以及外国贸易和资本的打压，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在晚清始终步履维艰。在资本主义入侵以后，中国经济社会不是变得更加富足，而是更加贫弱了；在世界上的地位不是上升了，而是极大下降了。据英国学者麦迪森的研究，中国的GDP从列强入侵之前的19世纪初时占世界总量的1/3，下降到1952年新中国成立时的1/20；中国的实际人均收入亦从世界平均水平的90%下降到1/4，“中国的经济表现极为令人失望”。近代西方殖民主义者总要千方百计阻扰和破坏殖民地人民走上独立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在所有地方，帝国主义都企图保留这些资本主义前的剥削形式”，对殖民地的剥削“最后分析起来，总是阻碍殖民地生产力的发展的”，这是共产国际的一个重要理论，也是一个普遍历史事实。晚清香港、上海、广州等通商口岸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在中外不平等条约体系之下，这些通商口岸实际上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既是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桥头堡，也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和外国“冒险家的乐园”；既是近代中国屈辱的象征，也是近代中国社会病态的一个反映。晚清的对外开放与今天中国独立自主的开放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情况，绝不能混为一谈，因为这些通商口岸的存在，得出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带来中国现代化的错误观点和认识，将殖民化等同于中国的现代化。在晚清民族主义叙事体系中，另一个颇受争议的问题是如何正确看待和评价晚清下层民众的盲目排外主义，其中以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最为典型。义和团作为下层民众一场自发的反洋教和反帝运动，固然存在盲目排外和落后一面，依赖神仙符咒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并将反洋教、反帝斗争扩大到不加区别地排斥和灭绝与“洋”有关的东西，对洋人、洋教、洋货、洋机器一概采取排斥态度，但由此否定义和团反帝运动的合理性和正义性，将义和团运动斥之为“封建蒙昧主义”和“一种历史惰性力量”，这不是一种马克思历史主义观点。义和团利用民间宗教，鼓舞广大民众以血肉之躯抗击外国侵略，这是一种旧式农民革命传统，表现出一种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并且，正是这种自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一定程度瓦解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义和团运动不加区别地排拒西方，要将洋人赶出中国，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传教士和殖民者在中国长期侵略、剥削、为非作歹、作威作福的一个结果。对此，列宁就对义和团的反侵略斗争做了辩护。针对西方人攻击义和团是由于“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的文化和文明”引起的论点，列宁指出：“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憎恶的是哪一种欧洲人呢？为什么要憎恶呢？中国人憎恶的不是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憎恶的是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吹捧的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利用传教伪善地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当然，在肯定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正义性的同时，对于其落后和盲目排外的一面，也不应回避和护短，晚清中国人民对欧美日资本主义国家的认识是在斗争中不断深化的。事实上，正是在吸取义和团运动的教训之后，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才更加趋于理性，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不断走向成熟。中国近代理性的民族主义，是将反帝与学习西方先进文明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在充分肯定晚清以来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同时，对于下层民众和各阶层中存在的汉奸现象及其原因，也是不应回避的。中国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同样有一个发展过程，直至20世纪初，鲁迅还因为有感于国人对日俄战争中列强屠杀同胞所表现出来的麻木和看客态度，愤而弃医从文，走上唤醒国民道路。只有全面、客观、理性地看待晚清以来中国人民的反侵略和反帝斗争，才不会为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任何空间和市场。在晚清民族主义叙事体系中，还有一个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如何正确看待晚清中外战争中清朝统治阶级内部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分野。既往民族主义叙事往往将晚清的主战和主和的分野，看作是爱国与投降卖国、进步与反动之争，这有一定历史根据，但又是不全面的。以主战派来说，对于鸦片战争中像林则徐、邓廷桢这样尽忠爱国的主战派官员以及无数为国捐躯的清军官兵，自然应予充分肯定（当然亦不宜“神化”），绝不能因有历史局限性而加以亵渎、贬损。事实上，对于清朝的爱国官兵，即使西方侵略者也多怀有一份钦佩之情。如当时参加侵华战争的英国军官宾汉在他的《英军在华作战记》中，就对遭道光皇帝革职的林则徐大加称赞：“若说林公虽然不为皇帝所喜，但是他却很受他新近所管治的人民的爱戴，这对于林来说只是公道而已。他的最大的死敌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手从来没有被贿赂玷污过。在中国的政治家中，这种情形是闻所未闻的。”爱国主义作为“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很大程度是超越阶级、民族和时代的，是人类的一个共同价值观。但并不是凡是主战的都值得称道。如鸦片战争中的道光皇帝以及浙江巡抚刘韵珂、闽浙总督颜伯焘、两江总督牛鉴等官员，出于统治者的虚骄心理和无知，一度也空言主战，甚至比林则徐还要决绝，1839年鸦片战争爆发前夕中断中英贸易的决定就是道光皇帝作出并下达督促执行的，但在反击英军失败之后，他们便转向主和，并且将战争责任委过于林则徐、邓廷桢的抗英斗争，对他们加以构陷。这些官僚的主战，实际上并无积极意义之可言。而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一群后党官僚，出于朝廷内部党争和权力斗争的需要，置国家、民族甚至朝廷利益于不顾，利用民众的反侵略情绪和落后一面，对外“宣战”，以致酿成庚子国难，不但不是爱国的、进步的，而且绝对是反动的、恶毒的，是民族和国家的罪人。因此，对于晚清统治阶级的主战派，不能凡是主战的，便认为是爱国的、进步的，而应做具体分析，看其主战是否理性，是否出于维护民族和国家利益。同样，对于晚清统治阶级内部的主和派也是如此。在外交和国际关系领域，“主和”是一个中性词，甚至是一个褒义词。而在晚清中外战争中，清朝统治阶级的主和派之所以被斥为“投降”“卖国”，原因在于他们面临外国列强侵略时，昧于世界大势，同时为了维护清朝统治和集团及个人利益，轻易出让国家和民族利益，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穆彰阿、琦善、耆英、伊里布等主和派官僚就是如此。这些官僚平日享尽高官厚禄，并且贪污受贿，不知操守，而在外敌入侵之时，他们又贪生怕死，为图一己之私，只片面强调敌强我弱、英军不可战胜，抱着传统“抚夷”和“羁縻”思想，一味主和，不但打击、陷害像林则徐这样的爱国官员，也反对和阻止民众的反侵略斗争。他们既担心战争“致我劳师糜饷，所关匪细”；亦担心“外患未平，内讧又起”，“另有不逞之徒乘机而起”。他们认为英国“其意不过求赏马头、贸易通商而止，尚非潜蓄异谋”；“自古远猷，攘外必先安内”，“内不自安，何暇攘外”？而道光皇帝本人在江苏巡抚程矞采奏折的朱批中也将后者视为“心腹之患”。他们都将国内的阶级矛盾置于民族矛盾之上，将少数统治阶级的利益置于国家和人民利益之上，因此，宁愿通过出卖国家主权来换回其腐朽统治。而在战争结束、中外签订不平等条约之后，这些主和派官僚又无任何发奋图强之举，所议筹后之策都了无新意，只求“民夷相安”，甚至更加畏惧“夷”人，只“知有夷不知有民”。虽然他们也表示“惟抚夷本属权宜之计，并非经久之谋”，“惟有卧薪尝胆，力挽颓势”，但并无卧薪尝胆实际之举措，只是为其当时的妥协求和找得一个口实和心理安慰。因此，对于这些主和派官僚绝不可盲目肯定，称赞他们“奉行的是和平开放的外交政策”、他们的思想“是最为开明和进步的思想”，认为主和派“代表朝廷签订《南京条约》虽说让中国受到一些损失，但实在是中国走向世界的起点，是中国现代化的开始”等。诸如此类的观点，恐怕是需要商榷的。当然，并非凡是主和派都是卖国和反动的。例如在义和团运动中，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吏部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联元、太常寺卿袁昶五大臣，力阻慈禧太后对外“宣战”，并因此遭杀身之祸，就是一种理性的声音，也是爱国之举。又如在1884—1885年中法战争中，清朝政府根据当时国内和国际形势，权衡利弊，利用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的机会，“乘胜即收”，与法国签订一个不割地、不赔款的《中法会订越南条款》（又称“中法新约”“李巴条约”），未尝不是一个明智之举，很难说是执行了“求和投降的卖国主义路线”。外交总免不了让步、妥协，而让步、妥协的合理与否，则应视其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是否比较符合或维护本国的利益，这才是一种客观的、理性的历史主义态度。在晚清，由于清朝统治阶级的无知、颟顸和腐朽，他们不知世界大势和近代国际关系之凶险，常常在“和”“战”问题上进退失据、不合时机，战非所战，和非所和，争非所争，让非所让，极大加重了民族灾难和人民的痛苦，留下许多惨痛的教训，这是很需要加以认真总结和反思的。要之，革命史和民族主义叙事体系反映了晚清历史的两个重要主题，不存在要不要运用的问题，只是如何看待和不断完善的问题。它们与其他叙事体系或研究范式虽相互补、不相冲突，但也绝非其他研究范式所能取代或解构的。对于晚清革命和民族主义两个主题所涉及的问题，诸如阶级分析方法和“造反有理”问题、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评价问题、革命与改良关系问题，以及如何看待晚清中西关系和列强入侵问题、如何看待晚清盲目排外和清朝统治阶级内部主战派和主和派的分野问题等，我们都必须采取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教条化、简单化，不能盲目地肯定或否定、主观地抬高或贬低。否则，只能为历史虚无主义留下口实和后门，甚至与历史虚无主义殊途同归。而在晚清史研究走过百余年历程之后，重新审视和完善晚清革命史和民族主义两个叙事体系，这既是学术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时代的需要和呼唤。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是五四后随着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而逐步形成的。它的历史虽然不短，但学界一直缺乏理论上的自觉，缺乏该学科自身的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并没有真正构建起来。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一些“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在内容上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代哲学史”著作并无多大区别，很多就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文化思想史、哲学思想史、学术思想史等各种思想史的大拼盘、大杂烩。这些问题涉及的是作为中国近代史分支学科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学科定位，亦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问题。一、必须首先搞清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或研究内容一些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之所以会成为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文化思想史、哲学思想史、学术思想史等其他中国近代史分支学科的思想的大拼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近代思想史看成其他分支学科的各种思想的有机组合。思想史没有区别于其他历史学分支学科的研究对象或研究内容，没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这是思想史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一问题不解决，思想史作为历史学分支学科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就无法真正构建起来。那么，什么是思想史研究的对象或内容呢？每一时代都有每一时代的时代主题，每一时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或研究内容便是由这个时代的时代主题决定的，亦即每一时代思想家或历史人物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阶层或政治集团和势力的利益出发，围绕这一时代主题所进行的思考，所提出的各种思想、观念和主张以及由此引起的争论甚至斗争就是思想史研究的对象或内容。那么，中国近代的时代主题是什么呢？中国近代的时代主题有两个，一是民族独立，亦即把中华民族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以及后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和掠夺下解放出来；二是社会进步，亦即把中国人民从封建主义的束缚、压迫和羁绊下解放出来。要实现民族独立，就必须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以及后来的帝国主义；要实现社会进步，就必须反对封建主义。反帝和反封建，亦即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相互依存，民族独立是实现社会进步的保障，而社会进步又有利于民族独立的实现。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就是各个不同时期的人们围绕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这两大时代主题究竟提出了哪些思想、观念和主张，这些思想、观念和主张提出后对社会产生过哪些影响，以及是通过什么途径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并总结其经验和教训，从中找出若干规律性的东西。如果以不同时期的中国人围绕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这两大中国近代的时代主题而提出的各种思想、观念和主张及其争论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对象或内容，那么，中国近代思想史不但自然而然地与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国近代学术史等中国近代史的其他分支学科区别开来，而且也与各种专门思想史区别开来。因为“作为根源于人类社会实践的认识的辩证运动”，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的主要是“哲学的根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亦就是近代不同时期人们对“哲学问题认识的矛盾发展史”；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主要是古今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即古今中西文化的碰撞、冲突与融合，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如何通过与西方近代文化的碰撞、冲突与融合而实现近代转型的；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的主要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换与现代学术的建立，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化；二是西方学术的中国化。至于各项专门思想史，它们的研究对象或研究内容是由它们所属的中国近代史分支学科（如中国近代政治史、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国近代学术史、中国近代教育史、中国近代军事史等）的研究对象或研究内容决定的，由于它们所属的中国近代史分支学科的研究对象或研究内容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或研究内容并不完全相同，它们的研究对象或研究内容也就必然不完全等同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或研究内容。二、必须确立真正体现中国近代思想史内在理路及其历程的历史分期长期以来，受传统的革命史观影响，政治或政治史统帅一切，无论是思想史、经济史，还是学术史、文化史，都是以政治史的分期为分期，如1840年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开端，也是其他近代史分支学科的开端；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界，同样也是其他近代史分支学科的分界。这是就大的分期而言。从小的时段分期来看，传统的中国近代政治史有所谓的“三大高潮、八大事件”，其他近代史分支学科也基本上是按“三大高潮、八大事件”的框架划分时段。不可否认，中国近代政治史与其他近代史分支学科关系密切，其他近代史分支学科受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影响很大，可以说中国近代政治史的演变和发展制约着其他近代史分支学科的演变和发展，但中国近代政治史毕竟不等同于其他近代史分支学科，其他近代史分支学科有自己演变、发展的内在理路及其历程。因此，其他近代史分支学科的分期，并不一定完全等同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分期。就作为中国近代史分支学科的中国近代思想史来讲，笔者不赞成以政治史的分期为分期。因为思想史的最大特点是其发展的连续性，古今中外，莫不如是。相比较而言，政治史的连续性就不如思想史的连续性那么明显，那么强烈。如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从政治上来讲，清王朝的统治终结了，开辟了新的时代纪元，但从思想史来看，不少人的思想可能还停留在1911年以前，并没有随着中华民国的建立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民初就有不少清朝的遗老遗少存在。这是笔者不赞成以政治史分期代替思想史分期的第一个理由。笔者不赞成以政治史分期代替思想史分期的第二个理由也是其主要理由，即：思想史和政治史各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或研究内容。就中国近代思想史而言，如前所述，它研究的主要是不同时期的中国人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阶层或政治集团和势力的利益出发，围绕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这两大时代主题所提出的思想、观念和主张，以及这些思想、观念和主张提出后对社会产生过哪些影响，是通过什么途径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并总结其经验和教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而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则是不同时期的中国人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阶层或政治集团和势力的利益出发，围绕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这两大时代主题所进行的政治斗争和制度建构，以及这些斗争和建构对社会产生过哪些影响，并总结其经验和教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所以，某一人物或某一事件在政治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甚至是划时代的大事件，但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可能就不那么重要，比如袁世凯，人们无论对他如何评价，是肯定他，还是否定他，但都不得不承认他是中国近代政治史上的重要人物，人们书写清末民初这段政治史时，就不可能不写他，甚至要重点写他，但袁世凯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就很难说是重要人物了，人们书写清末民初这段思想史时，就不会重点写他，甚至可以不写他。晚清的最高统治者慈禧亦然。书写晚清政治史，当然少不了她，因为她不仅是辛酉政变和戊戌政变的主角，而且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清末新政的操纵者、反对者或主持者，是历次对外战争的最终决策人。但她不是一个有思想的统治者，在思想史上没有她的一席之地。反之，像魏源、龚自珍、包世臣、王韬、马建忠、何启、胡礼垣、郑观应、陈炽、严复、鲁迅、冯友兰乃至胡适、梁漱溟、张君劢、张东荪这样的思想家，他们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上可以说毫无地位可言或地位不很重要，但他们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则不可否认，书写中国近代政治史可以不书写或不重点书写他们，但中国近代思想史一定要重点书写他们。一些事件也是一样。如1919年的五四运动，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上它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界线，但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它就不具有分界线的重要意义。与五四运动相反，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要比它在政治史上的地位重要得多，在政治上它无足轻重，但在思想史上有着标志性的重要地位。再如，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在政治史上当然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它标志着北洋军阀统治的结束和国民党统治的开始，这也是国内所有的政治史著作都以它为历史分期的标志性事件的重要原因，但如果把它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分期，就不如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更合适一些，因为九一八事变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发展的影响更大，九一八事变后，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主义等社会思潮都发生了与九一八事变后日益加重的民族危机相适应的新变化、新发展。如此等等。既然中国近代思想史和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对象不一样，其分期也就不可能完全一样。总之，笔者不赞成以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分期代替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分期，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分期应该具有思想史的特点，反映思想史演变、发展的内在理路及其历程。依据思想史自身演化的内在理路及其历程，笔者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大的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鸦片前后的嘉道年间到1915年《新青年》创刊前。这一时期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这两大时代主题主要表现为“要不要学习西方”和“如何学习西方”的问题。甲午战争之前，思想界争论的主要问题是“要不要学习西方”；甲午战争之后，思想界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学习西方”。第二个时期是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这一时期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这两大时代主题主要表现为民主和科学开始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和文化的核心价值，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并与中国工人阶级相结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传播到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运用于解决中国发展进步问题的新的阶段，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历史进程，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历史起点。第三个时期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期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这两大时代主题主要表现为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统治以及独裁内战的斗争，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人拿起马克思主义这一挽救和解放中华民族的最好武器，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党领导中国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上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分期，只是大时段或长时段的分期。实际上，在大时段或长时段的分期内，又可以根据思想史演进的自身发展轨迹，分为若干时段。研究思想史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把对思想史的长时期的宏观考察与对发展过程中的时段性的特征把握结合起来。就以第一时期而言，从嘉道年间起，至1915年止，就经历过嘉道时期的经世思潮、太平天国时期的农民革命思潮、同光年间的洋务思潮和早期维新思潮、甲午战后的维新思潮、戊戌后到20世纪初的思想启蒙，20世纪初的民主革命和立宪思潮，以及民国初年尊孔复古思潮这样一些发展阶段。这些思潮或思想运动的相继兴起，对这一时期的社会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在这么短的时期内，竟然出现过这么多对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思潮或思想运动，这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很少看见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分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笔者把中国近代思想史分为三个时期，主要依据的是笔者对中国近代思想史演化之内在理路及其历程的理解。当然这种理解正确与否可以讨论。但要强调的是：无论中国近代思想史如何分期，它都应该具有思想史的特点，反映思想史演变和发展的内在理路及其历程，而不能以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分期来代替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分期。这是构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 正确的历史观，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首先碰到和需要解决的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某一种思想或思潮为什么会在某一历史时期出现，而不是在另一历史时期出现；某一性质的思想家为什么会产生于某一时代，而不是另一时代，其原因可能很多，但其中最根本的或主要的原因，是当时的物质生产或社会存在。比如，洪秀全之所以是洪秀全，而不能成为康有为或孙中山，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社会还不具备产生康有为或孙中山的物质基础或社会存在，中国的资本主义还没有产生，更不要说出现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加上国门刚刚被西方列强的大炮轰开，西方资产阶级的先进思想和文化还没有大规模传入中国，所以洪秀全只能提出反映农民小生产者愿望和要求的《天朝田亩制度》，而不可能提出反映资产阶级愿望和要求的君主立宪主张或“三民主义”纲领。再如，中国早期维新思潮之所以出现于19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尽管原因很多很复杂，但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后，在洋务运动的作用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下，中国社会出现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并伴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和初步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开始了其形成的过程。一定的思想是与一定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相联系的。早期维新思潮反映的正是形成过程中的中国早期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换言之，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和正在形成过程中的早期民族资产阶级，也就不会有早期维新思潮。就此而言，笔者认为，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首先要坚持唯物史观，加强对思想家的所处时代、生存状况和生活过程的研究，搞清楚某一思想或思潮赖以产生的思想渊源和社会历史背景，考察思想家与其时代、思想的产生与物质的生产之间的相互关系。当然，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同时，也要摒除对唯物史观的教条主义理解。实际上，马克思主义讲的社会存在，是广义的社会存在，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外，还包括思想家的生命历程、生存状况和生活环境。之所以是洪仁玕而不是洪秀全提出《资政新篇》，这是因为洪仁玕有过几年在香港的生活经历，接触和耳闻目睹过资本主义的东西，如果他像洪秀全一样始终生活在内地，恐怕也提不出具有资本主义改革性质的《资政新篇》。郭嵩焘之所以能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主张全方位的向西方学习，甚至包括西方的政治制度，这与他出使英国、对西方思想文化和社会政治制度有较多了解和切身体会有关。实际上，一个人的生活经历尤其是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经历对其一生有着重要影响。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谈到，他在采访毛泽东时，毛泽东给他谈了他早年的一些故事。毛泽东的父亲性格比较粗暴，动不动就打孩子。平常他都忍受了，但有一次进行了反抗，父亲打他，他夺门而逃，父亲便在后面追打。当他跑到一个水塘边上时因无路可逃便站住了，他转身对身后追打他的父亲说，你再追我就跳下去。父亲果然不追了，因为当时是冬天，父亲怕他真的跳下去会冻坏身体。这件事使毛泽东认识到对于强权要反抗，也只有反抗才能维护自己的权利。这本来是少年时发生的一件小事，但在毛泽东的记忆中留下了不可抹去的印记。他后来曾多次提到过这件事。由此可见，它对毛泽东的影响之深远。长大后的毛泽东那种不畏强暴、敢于反抗和斗争的个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与这件事对他的感悟和启发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所谓生存状况，既包括思想家的经济状况，是富有还是贫困；也包括思想家的社会地位，是当官的还是平民百姓。经济状况的不同，也会影响人们的思想差异。马克思曾批评过19世纪中叶英国的那些衣食无忧、生活悠闲的大学教授们，在他们吃饱了、喝足后，嘲笑一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生活在饥寒交迫中的工人觉悟太低下，只知道要面包吃、要缩减工作时间，而没有像他们一样要求选举权，要求民主和自由，是真正的下里巴人，这些大学教授们根本不慬得，对当时的工人来说有面包吃和缩短工作时间比选举权和民主、自由更迫切、更重要。我们常常批评洋务派不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不搞政治改革，这是洋务运动之所以遭遇严重挫折的一个重要原因。实际上，洋务派并非对西方近代的政治制度不了解，并非不知道西方近代的政治制度比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更好一些，如洋务派代表人物李鸿章就对于中国上下隔绝的政治局面进行过批评，但由于他们是体制内的人，是清王朝的封疆大吏或朝廷重臣，尽管认识到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弊端和西方政治制度的长处，但和体制外的王韬、薛福成、郑观应、何启、胡礼垣等人不同，他们不敢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对中国的政治制度进行改革，用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来取代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有个洋务派官僚叫张树声，官居两广总督，早就对西方的君民共主的政治制度有好感，但直到临死前才敢在遗奏中向朝廷提出仿行西方君民共主的政治制度和主张。因为他是要死的人了，不怕朝廷追究了。至于生活环境对人的影响，我们可以举孟母三迁其居的故事为例。孟子的母亲之所以要三迁其居，就是为了给孟子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另外，思想家所受的教育和他交往的圈子，对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很有影响。人们常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实际上讲的就是交友对一个人影响的重要性。既然生活经历、生存状况和生活环境对一个人思想的产生或形成有如此重要的影响，因此，我们在研究某一思想家的思想时，除要研究他生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外，还应加强对他的生活经历、生存状况和生活环境的研究，看他有过什么样的生活经历，到过哪些地方，经历过哪些事件，经济状况如何，有什么样的社会地位，喜欢和哪些人交往，其亲朋师友尤其是师友的思想是怎样的，对他产生过哪些影响等。在同一历史时代和社会背景之下所以会产生不同类型或性质的思想家，这与思想家们个人的生活经历、生存状况和生活环境的不同有着密切的关系。近代中国社会始终处在急剧的变化之中，近百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几百年才走完的历史行程。面对这样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必须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把研究对象——思想、思潮或思想家，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研究。任何一种思想、思潮或思想家的产生及其活动，都是特定的历史条件的产物，脱离特定的历史条件，就不可能对历史问题有真切的认识，更无法对研究对象得出实事求是的理解。用列宁的话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比如，有人脱离辛亥革命后复辟与反复辟、尊孔与反尊孔的政治斗争和文化斗争背景，抽象地谈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儒学、反孔教问题，不批判袁世凯、康有为借孔教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反而指责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儒学、反孔教是全盘反传统的过激行为，甚至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儒学、反孔教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罪莫大焉。这就不是一种科学的历史主义的态度。二是要把研究对象——思想、思潮或思想家，作为运动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研究。由于社会和时代的发展变化，一种思想、思潮或思想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或时期的作用或地位往往是不同的，不能用静止的、僵化的观点来研究、评价他们。人们常说严复、康有为等人“从离异到回归”，早年进步，晚年保守。实际上无论严复，还是康有为，他们自身的思想前后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变化的是社会，是时代。社会和时代变化了，前进了，他们的思想却没有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而进步，因而成了历史的落伍者。比如他们在政治取向上，始终都是君主立宪论者，如果说君主立宪在戊戌变法时期是一种进步的政治主张，在辛亥革命时期还有它的积极意义的话，那么到了民国初年，君主立宪则成了复辟倒退的代名词。面对这样一种变化的社会和时代，在研究思想史时就必须把研究对象放置于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动态地而不是静态地研究他们在不同历史阶段或时期的地位和作用，这样才能对他们做出实事求是的科学评价。所以，笔者不赞成用“进步”或“落后”、“激进”或“保守”、“革命”或“改良”等词汇对近代思想人物的一生盖棺定论，而主张分时期分阶段地评价他们。实际上，我们在近代中国很难找到一个一生都“进步”或“落后”、“激进”或“保守”、“革命”或“改良”的思想人物。比如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发动和领导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运动等，但他也不是一生都主张革命，他早年曾向往过改良。又如梁启超早年曾极积地介绍和宣传过西方文化，西方很多思想和思想家就是首先由他介绍到中国来的，但在晚年，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他对西方文化持的则是批评的态度，而主张中西文化的互补和调合。换言之，在文化取向上他早年激进，晚年保守。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但他早年也主张并积极参加过湖南的自治运动。三是要把研究对象——思想、思潮或思想家，作为统一的、有联系的、有机整体进行研究。实际上，和整个自然界、生物界一样，人类历史也表现为统一的、运动的有机整体，并非偶然事件的毫无联系的堆积。因此，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上的思想、思潮和思想家时，就要用整体的、联系的观念，对它或他们进行全面的分析，这样才能揭示出其产生、发展的整体过程和内在本质。列宁就曾指出：研究历史，首先“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毛泽东在谈“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时也说过：研究历史，根本的方法“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所谓“全面的历史的方法”，也就是整体的、联系的方法，通俗地讲，叫做“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比如，我们研究某一思想或思潮的产生时，就不仅要研究它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原因，还要研究它的思想或理论来源，这既包括中国固有的思想或理论来源，也包括外国输入的思想或理论来源，而且还要研究它与同时代的其他思想或思潮的相互关系。五、必须将西方理论方法本土化，使之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近年来，随着西方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传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借用西方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并取得了不少成果。思想史研究中引用西方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对推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扩大了文献资料的使用范围。传统的思想史研究方法，多着重于文献资料的搜集和解读。但长期以来，能用来作为思想史研究文献资料的不外“儒家的经典及注释、诸子的解说、文集、语录、正史、传记”等，而很多的考古资料，如“器物或图像资料、数术方技文献”以及历代的历书、则例、类书、蒙书、方志、族谱、档案和其他一些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文献资料则没有被纳入思想史研究的资料之中。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思想史还是像哲学史一样，讨论的重心还是集中在精英和经典。”但自西方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引入中国思想史研究之后，原来那些没有或很少在思想史研究中使用的文献资料得到了广泛运用。比如葛兆光的两卷本《中国思想史》就大量地引用了中国早期的星占历算、祭祀仪轨、医疗方技、各种类书、私塾教材以及碑刻造像、书札信件等资料，来说明“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其次，非文献资料和口述资料得到重视和利用。除文献资料外，一些民间信仰、风俗习惯、行为方式、礼仪节日、图像音律、碑刻字画等非文献资料所记载或反映的可能是一种有着更广泛影响的社会思想，但由于文献资料尤其是那些官方的文献资料或精英留下的文献资料对此没有记载，或记载不多，长期以来，人们在研究中国思想史时几乎没有利用过这些非文献资料。而西方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通过田野调查，对大量的、散落在民间和社会上的非文献资料进行发掘、整理和利用。因此，随着西方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引入，非文献资料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开始得到重视和利用。口述资料是文献资料的重要补充。但和非文献资料一样，口述资料在以前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中也很少甚至没有被利用过。口述资料的被重视和利用也是在西方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被引用到思想史研究之后的事。最后，改变了中国思想史的书写方式。我们以前书写的中国思想史，基本上是精英思想史。比如，在学术界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侯外庐的五卷本《中国思想通史》，就是以不同时期的精英思想为主轴而架构起来的。此外，胡适、梁启超、冯友兰、钱穆等人书写的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著作也都如此，都是精英式的，很少能看到一般人或社会大众的思想。但这种情况现在有了改变，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国思想史时，受西方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影响，开始利用原来很少利用的一些文献资料、非文献资料和口述资料，来研究一般人或社会大众的思想，甚至有学者以不同时期的一般人或社会大众思想为主轴来架构自己的中国思想史著作。这方面最成功、最典型的例子便是葛兆光的两卷本《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国思想史，重视一般人或社会大众思想的研究，这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大进步，值得充分肯定。但矫枉不能过正，不能只研究一般人或社会大众的思想，而不研究精英的思想。实际上，一部中国思想史，既要包括精英人物的思想，也要包括一般人或社会大众的思想，既不能以精英人物的思想为主轴，也不能以一般人或社会大众的思想为主轴，因为历史既不是精英人物独自创造的，也不是一般人或社会大众独自创造的，而是精英人物和社会大众共同创造的，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场景下他们的贡献有多有少而已。西方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引入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实际上，不只是西方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西方其他的一些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如系统论、结构论、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传入，都对推动中国历史研究，当然也包括中国思想史和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起过或多或少的积极作用。就此而言，我们对来自于西方的一些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应该持积极开放的态度。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我们也应看到，西方社会史以及西方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传入，也给研究者带来了一些问题与困惑。一是对史料与理论关系形成颠倒的错误认知。“论从史出”，这是史学的一个基本要求，所以在对史料的解读中我们要秉承客观、公正的态度，全面系统地占有资料，实事求是地分析史实，才能得出自己的结论，史料与理论之间是相互的，理论是从史料中得到的，史料也能用理论去验证，所以对肢解史料以有利于自己的论证的做法是史学界尤其要反对与警惕的。但近二十年来，随着西方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引入，许多学者开始运用“公共空间”“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等范式进行思想史的研究，研究中常常采用的是先立论后举例的程序。这样的做法一方面可以扩大研究视域，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运用不当则会出现“以论代史”的现象，在已有“结论”的引导下去寻求史料，而达不到“论从史出”的要求。二是阐释的“过度”与概念的“滥用”。当带有后现代色彩的“话语分析”模式传入中国时，给研究者带来了一种“不良”的暗示——在研究中可以从文本到文本，依据自己的理解去阐释历史。这种暗示的危险是，从文本到文本的方法会产生阐释“过度”的现象。黄兴涛就对“想象”“神话”“吊诡”等名词在史学研究中的“滥用”提出过批评。他指出，许多人往往把带有想象性特点或者说曾有“想象”因素参与其中的历史认知过程，与“想象”作为根本性质的事物混为一谈，好像人类除了“想象”外，便无其他的思维活动；“神话”的标签也到处乱用，并且使用的并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概念。此外，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时，受西方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影响，将更多的关注下沉到民间，力图通过阐释与分析民众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还原历史场景，但是忘却了思想史研究的一个基本要求，即理论的要求，所以文章显得支离破碎，没有理论深度，这是社会史与思想史的结合没有到位的结果。所以，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更多地需要思考如何更好地打通不同学科，实现学科更好的结合；在引进西方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时，我们要立足于中国的研究实际，将西方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中国化”，从而建立本土化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范式，使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0世纪初，随着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等文化论争的展开，中国文化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起步并得到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化史研究遽然冷却，思想史、文艺史研究取代了文化史研究。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近代文化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得到迅速恢复。恢复后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沿着传统文化史范式快速推进并取得显著成绩，但因研究视域及方法备受诟病,社会文化史和新文化史随之勃然兴起。社会文化史与西方引入的新文化史在研究领域及研究理念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均将研究重点集中于社会与文化相互渗透、相互交叉的领域，并重视采用其他各专门学科的新方法，推进了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但同样带来了学科属性与研究方法的困扰：传统文化史范式主导下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存在着重学科属性而忽视方法属性的局限；新文化史范式观照下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存在重方法属性而否认学科属性的偏向。如何破解两难困境而创建中国特色的近代文化史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一门独立学科必须有确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文化史学科必须有确定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方能成为独立学科。改革开放后复兴的中国近代文化史，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事项的产生、发展、变化及其规律的学问，将研究对象定位为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以外的“文化”，属于狭义文化史。因此，它是与近代经济史、近代政治史并列的中国近代史分支学科，具有明显的学科属性并长期被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分支学科加以建设。首先，恢复后的中国近代文化史，是按照传统文化史研究范式展开的。传统文化史以历史学的研究理念为主,坚持历史学的求真宗旨，着力弄清文化发展的基本历程，揭示文化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探求文化发展的规律。恢复后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既然将“文化”视为与政治、经济并列的客观实体，并定位为关于“文化”的历史且视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那么，就要按照历史学的规范和方法进行研究。故恢复后的中国近代文化史沿着历史学的实证主义研究理路推进，以发掘和证实历史事实并追求历史真相为学术目标。其主旨是揭示中国近代史上各种文化事实之间的关系,并探究这种关系得以展开的各种因素。
其次，恢复后的中国近代文化史，主要采用历史学方法，重视历史考证法及分析方法,关注历史上文化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在探求历史事实基础上揭示事实之间联系和真相，偏重于“描述性研究”而不重视“解释性研究”。它将“文化”置于社会历史环境和发展脉络中加以审视，进而揭示文化发展进程及其规律，避免了就文化论文化的“文化决定论”倾向，而是着力从政治社会的角度来审视文化现象并解释文化发展的进程及其规律，着力从社会经济方面探寻文化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将社会经济变动作为文化发展的根本原因，体现了唯物史观指导下传统文化史研究的优点和特长。
所以,恢复后的中国近代文化史，属于传统文化史研究范式的范畴，将文化史视为有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的独立学科，采取历史学的实证性方法，关注中国历史上的文化现象及文化变迁的历史脉络，着力于通过考察历史现象,发现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基本理念及主流路径。传统文化史范式主导下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因有较大局限而受到诟病。
首先，恢复后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将“文化”视作客观实体,以实证的方法进行研究,重视事实描述而忽视理论分析，可以基本弄清“是什么”问题，但无法深入说明“为什么”问题,因而研究流于表层化和肤浅化。正因它重视对文化起源及发展过程的梳理和叙述,故忽视“文化”本身的特性,忽视对文化史自身内在理路及理论方法的建构，缺乏深度的文化意义发掘及文化解释，因而流于表层的事实描述而短于深度的文化分析。
其次，恢复后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偏重于对文化现象进行历时性考察及外部因素的社会分析,偏重于从外部看文化，从外部描述文化演变历程，而短于从内部解释文化内涵。它对文化本身的内在义理及其意义关注不够，缺乏对文化本身义理的深切体悟和深度解释。换言之，重视对文化“外史”的研究而短于文化“内史”解释，重视外在解释而短于内在分析，缺乏必要的文化解释力度，忽视了文化的独立性和传衍性。这是传统文化史研究范式的短板和局限。在这种传统文化史范式主导下的近代文化史研究，便不可避免地暴露出肤浅化、表层化局限。
所以，恢复后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因研究方法局限于史学方法，忽视借鉴其他各专门学科的理论方法，未能自觉地运用文化分析方法,故长期处于对文化现象进行实证性的叙述层面，仅仅停留于表层的文化现象描述和浅层的表象研究,缺乏研究深度和文化解释力。正因偏重于“描述性研究”而忽视“解释性研究”，传统文化史范式主导下的近代文化史研究，缺乏阐释中国近代文化变迁的本土性创新理论，在理论方法上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学术研究体系因而陷入方法论困境之中。
二、重方法轻学科：新文化史范式的挑战及引发的学科危机为了克服传统文化史研究范式的局限,中国学界在探索社会文化史研究范式的同时，积极引入西方新文化史研究范式。新文化史对传统文化史范式所采用的实证主义理念及方法提出质疑，对因果关系及宏大叙事进行反思，主张文化史研究应由实证性研究转向文化解释，由因果分析转向意义阐释。它注重从文化内部审视文化现象,重视探究文化发展的内在理路,尝试从文化的视角解释文化的历史,发掘其历史意义和文化内涵。因此，新文化史之“新”,是治史视角、观念及方法的革新,是用新视角、新理念及新方法重新审视文化史研究。首先,研究视角上,新文化史范式将文化史视为一种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不赞同将文化史作为独立的实体。因任何事物都包含有文化特性，故一切事物都可以进行文化分析，以发现其文化意义。一切历史中都包含有文化因素,都可以从文化的角度加以审视，在审视中发掘并解释其文化意义。既然一切社会历史现象均可从文化史角度加以阐释，那么一切历史皆可以被看作是文化史，“一切历史都是文化史”。既然一切社会历史现象皆可作为“文本”加以探究，那么文化史研究范围就得到空前扩大，并开辟出许多过去忽视的新领域，如概念史、图像史、阅读史、观念史、情感史、性别史、身体史及记忆史等。这样,因视角转换导致文化史研究对象无限扩大，几乎涵盖社会历史的所有领域。
其次,研究理念上,新文化史范式不满足于传统文化史研究所强调的“求真”理念,更注重“求解”，着力探求历史表象背后的文化意义。它主张由社会的分析转向文化的解释,强调发掘历史事项蕴含的文化意义并阐释历史活动背后的文化内涵，注重对历史事项进行解释和说明,而不是描述和呈现。它旨在发掘意义，必然采用阐释和理解的方法，故说明和解释成为新文化史的突出特点。它强调和彰显文化象征及其意义、文化主体性和能动性、文化主义和人文主义等,带有鲜明的文化建构主义色彩。
最后，研究方法上,新文化史强调根据“文化”的特性研究文化史,从文化内在理路进行文化史研究，从文化内部结构研究文化事项，故格外重视文化人类学的文化分析方法,特别是话语分析和文本分析，意义、话语、叙述、表象、文本、语境等概念,成为解读文化及文化史的分析工具。故新文化史实际上是将文化史研究作为一种视角和方法看待。正因为它将文化史作为视角方法而非独立学科，故注意从历史学之外的其他学科（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及符号学等）引入新概念新方法进行文化分析。
可见,新文化史范式与传统文化史范式的最大区别,不仅仅体现在研究领域的扩大或下移，而且体现在研究视角、理念和方法的根本转变。强调文化视角和文化分析方法的独特性，用文化观察一切历史现象,从文化建构角度解释历史现象，发掘历史现象的文化意义并进行文化解释，是新文化史研究范式的突出特点。新文化史观照下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不仅仅是研究领域和研究空间的扩大，更是研究视角、研究理念及研究方法的更新，是研究范式的根本转变和研究内容的深化。
新文化史范式翻转了传统文化史范式对文化史的认知，不再将近代文化史视为具有特定研究对象的中国近代史分支学科，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新视角和新方法。新文化史范式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文化史，都可以进行文化分析，弥补了传统文化史范式主导下的研究方法陈旧及分析深度不足的局限，对突破传统文化史范式下的方法论困境是有益的。但新文化史倡导“一切历史都是文化史”，将研究领域无限广泛，研究内容无所不包，则根本动摇了文化史作为独立学科的基础。研究领域的无限广阔，意味着没有确定的研究对象,实际上就取消了文化史作为学科存在的必要前提,意味着不再将“文化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历史学分支学科，也就根本否定了近代文化史的学科属性。由于文化史研究没有确定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那么作为学科意义的文化史就不复存在。如果文化史不再成为一门独立学科,那就意味着文化史丧失了生存的机会而从学科体系中抹去,也就更谈不上文化史学科建设问题。这是新文化史引入后所造成的严重的学科困境。
新文化史对传统文化史研究过分强调因果关系、历史的客观性等历史原则进行严厉批评，放弃了实证主义的学术理念及方法,过分强调解释主体性和主观性因素，过分强调研究者的解释作用和主观建构作用，过分强调文化分析和文化解释,导致“过度诠释”,带有明显的文化建构主义和文化阐释主义倾向。它放弃了从社会经济角度解释文化发展的思路，转变了传统文化史将文化变迁归因于社会结构及经济因素的认识，根本翻转了文化与社会的关系，认定不是社会存在决定了文化，而是文化形塑了社会的真实。当文化被提升到决定历史变迁的首要因素后，自然会偏向“文化决定论”，从而使文化史研究存在陷入文化主义的危险。这同样是新文化史引入后所造成的严重理论偏向。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后复兴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先后采用了传统文化史和新文化史两种研究范式。两种范式主导下的近代文化史出现了因学科属性及方法论属性差异而导致的两难困境：一方面,传统文化史视域下的近代文化史研究，坚持文化史的学科属性,但相对忽视了文化史的方法论属性,导致了研究范围狭窄、研究方法陈旧、研究表层化和肤浅化的学术困境；另一方面,新文化史观照下的近代文化史研究，强调文化史的方法论属性而否认文化史的学科属性,不仅存在解释过度和“文化决定论”偏向,而且因研究范围无限扩大而取消了文化史的学科前提，导致了严重的学科生存危机。传统文化史范式与新文化史范式在文化史学科属性和方法论属性上的根本分歧，严重困扰和制约着当前的中国近代文化史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
三、超越与突破之路：构建新型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范式传统文化史范式将文化史作为研究对象而注重其学科属性，但因忽视理论方法创新而陷入研究表层化肤浅化的学术困境。新文化史范式在研究视角及方法上有所创新,深化了文化史研究内容,但因无限扩张研究范围而取消了作为学科前提的文化史研究对象,导致了严重的学科生存危机。为了破解传统文化史范式和新文化史范式存在的偏向及由此带来的两难困境,进而确立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方向,必须超越这两种研究范式,开辟一条新型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新路径。
实际上，早在中国近代文化史复兴不久，学界已经意识到传统文化史范式的局限并开始加以变革，提倡并尝试进行社会文化史研究。社会文化史作为新范式兴起后,学界围绕文化史的学科属性及方法论属性产生较大分歧,形成了两种不同认识：一是仍将社会文化史研究对象确定为特定的文化现象，并将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加以建设，承认文化史作为独立学科的存在，所不同的仅仅是扩大（下移）研究领域并更新研究方法；二是不赞同将文化史仍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新视角和新方法，这实际上与随后引入的新文化史理念颇为相似。
新文化史范式引入后因强调文化史的方法论属性而导致文化史研究陷入学科生存危机的困境,提醒人们必须重新回到强调文化史学科属性的理念上来。笔者主张将传统文化史范式与新文化史范式加以综合，坚守文化史的学科属性并吸纳新文化史的研究视角及方法，将中国近代文化史视为有确定研究对象及范围并采取新研究视角及方法的独立学科加以建设。
首先，确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坚守文化史的学科属性。文化无所不在，一切历史皆有文化因素及意义，都可以进行文化解释,这是新文化史倡导“一切历史都是文化史”的根据所在。但这无疑取消了文化史作为学科的独立性，根本否定了其学科属性,因而是不可取的。正确的做法是严守文化史研究的学科属性，确定其特定的范围和对象，保持其作为学科的独立性。中国近代文化史是中国近代史的分支学科,研究对象限定于文化现象及其发展情况，研究范围大体以传统文化史所确定的对象和范围为限（可适当扩大和下移），但决不能像新文化史那样将一切历史都划为文化史研究对象。在首先承认和保障文化史的独立学科地位前提下，适当扩大研究范围并将研究重心下移：从精英转向民众,从上层转向下层，关注底层民众及其活动，注重过去较少关注的领域。但这仅仅是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重心下移而已,并非研究范围的漫无边际。作为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文化史研究必须优先采用实证方法探寻“真相”，重建历史事实。在文化史研究的史实层面,必须采用历史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充分重视其“描述性研究”的特性，在史实层面上弄清文化史的“是什么”问题，发挥其“实证科学”的特性。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基本要求，是将研究建基于史料之上，占有丰富而扎实的史料并对其进行细致的解读，进而弄清文化事项的形成、发展及其规律。没有坚实的史料基础,任何高深的解释都是虚空漂浮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基本路径,仍然以传统文化史范式为主导，以翔实史料和实证研究为基础，然后借鉴新文化史方法进行理论阐释。
其次，必须采取新文化史的视角、理念和方法，用文化分析、文化解释探究被限定的文化现象，着力发掘文化事项的内涵及其意义，充分关注新文化史“解释性研究”的特性，将文化史研究提升到一门“解释科学”的高度加以重视，在历史学重建史实的基础上，进而对文化事项作深度解释，重点解决“为什么”和“怎么样”问题。文化史研究必须注重深度解释，是由文化特性及文化史研究的特点决定的。文化是描述的，更是解释的；文化的演进是可以描述和叙述的，但其包含的深层意义必须以文化学的阐释和深度解释才能呈现出来。文化包括有形的文化符号和无形的文化观念。文化符号包涵着文化观念，文化观念借文化符号得以呈现，文化符号所包涵的文化观念，就是文化意义。文化研究的本质是以解释文化符号的方式寻求文化现象背后的深层意义。格尔茨指出：“所谓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文化研究实际上就是发掘和解释象征符号背后的文化意义。既然文化是人们编织的“意义之网”，那么文化分析就是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既然文化史是“意义之网”发展的历史，那么文化史研究就是对“意义之网”发展历史进行分析解释的工作。因此，文化史研究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弄清历史文化事项,而是要寻求文化事项的意义。文化史研究的重点，自然要集中于对社会文化现象背后的文化意义进行深度解释。而要对历史活动的历史意义和社会现象的文化意义进行深度解释，就不能采用传统文化史范式下的实证方法,必须借鉴新文化史范式所强调的理念和方法，借用文化人类学、历史人类学的概念作为分析工具，引入文化分析方法、文化阐释方法和意义解释方法。
再次，文化史研究进行文化解释所采用的方法，不同于实证史学的实证方法，不是历史叙述法而是文化解释法。格尔茨强调：“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文化史研究注重的是逻辑推理的解释方法而不是举证式的证明方法，注重演绎方法而不是归纳方法，注重推理方法而不是举证方法。它主要不是像实证史学的叙述方法那样解决“是什么”问题，而是通过逻辑推论和文化分析进行深度解释，解决“为什么”和“怎么样”问题。其主旨不仅仅在于呈现历史事实和描述历史现象，还在于探寻和解释其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因此,以叙述和探究真理事实为基础，而以解释现象和发现意义为主旨，一方面采用传统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和方法重建文化史实；另一方面则采用新文化史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来进一步解释文化史实，将求真的历史学方法与求解的文化分析方法结合起来，将历史叙述与历史解释结合起来，将“白描”与“深解”结合起来，以新文化史的视角和方法探究传统文化史领域的内容，既弄清“是什么”的历史层面的史实问题，又着力解决“为什么”的文化层面的解释问题，无疑将会强化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深度。
最后，文化史研究必须辩证地考察文化与社会的关系，综合地审视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的作用，避免“文化决定论”和“文化建构论”的偏向。新文化史范式片面强调文化形塑社会的“文化决定论”，这一倾向是错误的。文化及文化解释尽管带有强烈的主观性，但文化毕竟是蕴含意义的客观实体，绝不能因强调其主观性及其意义，而否定其实体性及其客观性。“文化决定论”之所以是错误的，是因为文化因素毕竟只是历史发展（包括文化变迁）的部分原因，而非根本原因。真正决定文化及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和根本动力，仍然是唯物史观所强调的社会经济因素。在承认社会经济因素为历史发展根本原因的前提下，充分强调文化因素的作用,才是科学的历史认识。
总之，新型近代文化史研究将传统文化史研究与新文化史研究加以综合：既把文化史作为研究对象，保持文化史的学科属性；又将其视为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注重文化分析和意义解释。它既保留了传统文化史研究注重考证、描述和叙述历史事实的求真特性，又吸纳并扩展新文化史注重历史阐释、深度解释和意义发掘的求解特性，引入了文化分析和文化解释的新方法。既解决传统文化史忽视方法探究而导致的研究表层化和肤浅化，又克服了新文化史研究对象的漫无边际而带来的学科危机及碎片化问题。综合传统文化史与新文化史两种范式,坚守学科属性与方法论属性之统一,成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基本方向。
综合两种研究范式后的新型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是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近代文化史学科及学术研究体系，是传统文化史研究范式基础上的发展和创新，是将新文化史范式引入并融合传统文化史范式而形成的新型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体系。经过综合后的新型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体系，具有三个特性。
首先，它是“历史”的和“实证”的。中国近代文化史属于中国近代史的一门分支学科，是文化的发展演变史，是历史学视野下的文化发展史，是动态的文化演变史，注重研究文化的历时性变化，着力探究近代文化之起源、发展、演变及影响等。正因它是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故它必定是“实证”的。它必须首先遵守历史学的规范，采用史学实证方法，将研究建立在扎实的实证研究基础上，弄清文化事项并对其作出描述性叙述，着力解决“是什么”问题，将文化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联系起来考察，强调社会经济因素对文化的决定作用，探寻并总结近代文化发展规律。
其次，它是“文化”的和“解释”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是与政治史、经济史和社会史并存分立的近代中国的“文化”领域，必须观照文化自身特性及文化史研究的特性，按照文化自身的特性及发展逻辑从内在理路进行研究。正因文化史研究是“文化”的，故它必然是“解释”的。文化史研究不能满足于一般历史学层面的叙述和实证，需要对文化事项进行文化解释。文化史研究主要任务是发掘文化事项的内在意义，而意义是无法仅仅通过叙述就能呈现出来的，必须通过解释方能展现，故必须采用文化分析方法，从文化内部审视文化发展，以解释的方式发掘其文化意义。文化史研究成果的呈现方式是叙述性的，但文化史研究的过程必然是解释性的。惟有“解释”的文化史研究才能深入、深化和深刻。
最后，它是“整体”而非“碎片”的。新文化史范式无限拓展研究领域，导致研究内容细密繁复和研究对象泛化，加速了文化史研究的碎片化倾向。新文化史开辟的领域越广大,解释越多样，就越难以形成共识，就越容易出现碎片化。新文化史范式引入后导致的严重碎片化偏向，成为制约目前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发展的瓶颈之一。新型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必须强调文化的整体性,妥善处理宏观与微观、整体与碎片的关系。文化是复杂多样、互相关联的有机整体，只是为了研究方便而加以分别，故整体性是文化及文化史的特性，文化史研究的目标始终是展现整体性的文化，故文化史研究必须采取整体性研究方法。从文化整体性出发揭示文化事实及其意义，对文化碎片进行意义分析和深度解释，是文化史研究的基本特点；在碎片研究基础上进行整体归纳和宏观概括，是文化史研究的基本目标。因此，整体性关照下的碎片分析，碎片分析基础上的整体概括，是近代文化史研究既避免空疏肤浅、又克服碎片化倾向的可行办法。
总之，综合两种范式后的新型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是引入了历史学之外各学科新研究方法的中国近代史分支学科。它既弥补了传统文化史范式重学科属性而忽视方法属性的不足，实现了传统文化史研究的新飞跃，又纠正了新文化史范式重方法属性而否认学科属性的偏颇，并有效克服了“文化决定论”和“文化建构论”倾向。它是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中国近代文化史学科及学术体系，是传统文化史研究范式基础上的发展和创新，是将新文化史范式引入并融合传统文化史范式的新型的近代文化史研究体系。求真基础上的求解，实证基础上的深度解释，是新型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突出特征。
作者简介：王先明，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崔志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郑大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左玉河，河南大学讲座教授，中国历史研究院左玉河工作室首席专家。